在甘谷，过年要是少了社火，就像一锅粥忘了下米——寡淡得没着落。这习俗传了多少辈，谁也说不清来处，只记得老人们讲，打从记事起，这闹腾的根脉就扎下了。一进腊月，村里的空气就不一样了，隐隐约约地躁动起来。闲了一冬的庄稼人，手痒了，聚在向阳的墙根底下，或是社头家的热炕头上，谋划着今年的“故事”该怎么个耍法。

待到正月初三送完纸，年味正浓时，乡里的社火便陆续“起身”了。

□王存录

可真正的高潮，要等到正月十四。这个日子，是甘谷社火最要紧的节点。全县汇演定在这一天，不是随随便便定的，是几十年、上百年传下来的老规矩。正月十三起，各乡镇先在自己地盘上“小试牛刀”，那是自家人看自家的热闹；到了正月十四，才是一年一度的“大阅兵”——十五个乡镇精选的社火队，个个铆足了劲，带着最得意的高台、最精神的锣鼓队，浩浩荡荡涌进县城，接受全县父老的“检阅”。再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是过年的压轴，而正月十四这场全城狂欢，正是给翌日的团圆佳节做的最热闹的“暖场”。不看十四的大汇演，这个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可也就是从那些年走过来的人最清楚，这念想，也曾断过档。一九八〇年，包产到户的政策传到了甘谷。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的那年秋天，地里的大白菜长得比往年都水灵。到了年底，圈里的猪肥了，缸里的麦子满了，庄稼人攥着那点余钱，心里头那根松了多年的弦，又悄悄绷了起来。第二年——一九八一年的春节，县城的晚上忽然就亮堂了。

那一年的正月十五前后，不知是谁起的头，街道上开始挂起了花灯。起初是几盏，后来是一片，再后来，整个城区都被那星星点点的光串了起来。那是自打老人们记事起，头一回在晚上闹元宵。孩子们提着纸糊的兔子灯，满街跑；大人们背着手，慢悠悠地走，看灯，也看人。到了十六的晚上，便有人往城外走——沿着田埂，顺着渭河，走上那么一圈。老人们说，这叫“游百病”，把一冬的晦气都散在野地里，来年身子骨才硬朗。

这“游百病”的规矩，说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可这些年早没人提了。那一年的正月十六，也不知是谁先带的头，走着走着，便汇成了一股人流。

许是这一走，把沉寂多年的心气儿给走活了。打那以后，城里的社火一年比一年热闹。南关的秧歌最先躁动起来，那些大妈们把压在箱底的绸子衣裳翻出来，红的绿的，往身上一套，腰肢便不由自主地扭了起来。那秧歌，扭得是地地道道的土味儿，可看着就是那么舒坦。马家庄的汉子们不服气，他们祖上就有耍狮子的根底，这会儿又把狮皮披上了身。那狮子，不是南边那种温顺的绣球狮，是带着西北风沙的粗犷，一个纵跃，能蹿上三张桌子摞起来的高台。西街的龙灯也不甘示弱，那龙身足有十几丈长，夜里点上烛火，在锣鼓声中蜿蜒游走，远远望去，真像一条火龙在人间穿行。

这三支队伍，都是老百姓自发凑起来的。没有谁组织，也没有谁发钱，就是心里头那股劲儿憋不住了，非闹腾一场不可。

到了九十年代，谢家庄的秧歌队也加了进来。那几年，从正月初九开始，城里就没个消停的时候。天一擦黑，锣鼓声便从四面八方响起来。南关的秧歌扭得欢，马家庄的狮子舞得猛，西街的龙灯走得长，谢家庄的队伍也不示弱。他们在城里的巷道里穿来穿去，有时两支队伍碰上了，便较起劲儿来——你扭得欢，我比你更欢；你舞得高，我比你更高。围观的乡亲们看得过瘾，巴掌都拍红了。

那是城区元宵节最亮眼的几年。可要说真正让全县人都憋不住劲儿的日子，还得数正月十四。一九九二年的正月十四，安远镇的高台和磐安镇的高台，头一回同时进了城。安远的高台带着武戏的狠劲儿，架子上站的都是杨门女将、岳家军，那些孩童悬在半空，手里还攥着刀枪剑戟，看着就有一股金戈铁马的气势。磐安的高台则不同，扮的是《白蛇传》《西厢记》，衣袂飘飘，眉眼含情，那份婉转，像是从古丝路上吹来的风。

两座高台，一东一西，在县城的街道上碰了面。看的人仰着脖子，一会儿看这边，一会儿看那边，眼睛都不够使了。

打那以后，便有了个新规矩：一乡一年，轮流进城。今年看安远的，明年看磐安的，后年再看新兴的。轮到哪个乡镇，哪个乡镇便像办喜事一样，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张罗。扎高台的老师傅，那几个月手就没闲过；选上去扮戏的娃娃，家里大人比娃娃还紧张，又是练身段，又是怕摔着。

就这样，一年一年，轮流转着。直到二〇一二年。那一年的正月十四，县城里涌进来的，不是一个乡镇的高台，而是全县所有乡镇精选的队伍。安远的、磐安的、新兴的、大庄的、八里湾的……一支接一支，一眼望不到头。那一天的冀城路，从早上一直闹到日头偏西，锣鼓声就没断过。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正月十四的社火汇演，成了全县的大日子。那一日，城里城外，万人空巷。所有的村庄都像被同一根红线牵着，齐刷刷涌向县城的街道。

记忆里的那个早晨，天还蒙蒙亮，渭河的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气。可新城路两旁，早被密密麻麻的人镶上了厚实的人边。老人们搬着小马扎，稳稳当当占了地方；孩子们像泥鳅似的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手里攥着刚买的糖人儿，脸蛋冻得通红，眼里却燃着一团火。所有人都在等——等那一阵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的锣鼓声。

来了！终于来了！

先是远处隐约传来沉雷般的鼓点，接着，那声音便像决了堤的洪水，轰轰烈烈灌满了整条街道。打头阵的，总是那声势浩大的太平鼓队。几十条精壮汉子，一身簇新黑衣，腰扎红绸，手中的鼓槌齐起齐落。那鼓声，不是敲出来的，是砸出来的，是吼出来的！每一下落下去，都像要把攒了一年的力气全使出来——震得地皮发抖，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也把那一颗颗在冬日里蜷缩太久的心，震得舒展开来。

鼓声开道，后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

舞狮的来了。那“狮子”皮毛金黄，眼睛瞪得像铜铃，在引狮郎的绣球逗弄下，时而搔首弄姿，憨态可掬；时而一个纵跃，攀上高高叠起的方桌，惊得众人倒吸一口凉气，随即爆出一片叫好。跑旱船的“船娘子”浓妆艳抹，一双假腿盘坐在“船”中，走起来袅袅婷婷，艄公拿一把桨，左拨右划，做出各种乘风破浪的姿态，配合得天衣无缝。扭秧歌的队伍更是喜庆，大妈们手里的彩扇上下翻飞，像一群花蝴蝶在人海里起舞，脸上那发自心底的笑意，比身上的红袄还要热烈三分。

可在甘谷，论社火里的“主角”，还得数那一架架惊险奇绝的“高台”。每当载着“高台”的车辆缓缓驶近，原本喧闹的人群总会安静一瞬，随即爆发出更大的惊叹。那哪里是车？分明是一座座流动的空中戏台！四五米高的铁架上，巧妙装饰着云朵、山石、花枝，一个个画着戏妆的孩童，就那样稳稳地“站”或“坐”在这些完全无法立足的地方。一个红脸关公，手持青龙偃月刀，刀刃上竟站着衣袂飘飘的穆桂英；更奇的，有的架子上，一个小童仅凭一根枪缨倒立，像被施了定身法，衣带在风中轻轻飘动，他却神色安然，真个是腾云驾雾一般。乡亲们仰着头，眯着眼，细细辨认：“快看，那是《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那是《杨家将》里的佘太君！”在甘谷人心里，安远镇的高台带着武戏的金戈之气——传说是当年大宋与西夏交战时，士兵们把得胜将领抛向天空的豪情演变而来；而磐安镇的高台，则多了几分文戏的婉转风流——那是古丝路上商旅往来沉淀下的细腻与典雅。无论哪一派，那些悬在空中的小小身影，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一方水土千百年来的念想与荣光。

队伍里，少不了踩着丈二高跷的“高人”。他们扮成才子佳人、英雄好汉，悠哉游哉地踱着方步，居高临下俯看这热闹人间。还有那些逗趣的“丑婆娘”，耳朵上挂着红辣椒，手里攥着大烟袋，故意把腰扭得夸张，走到哪儿，哪儿就腾起一阵善意的哄笑。那笑声，和着锣鼓的铿锵、鞭炮的炸响、孩子的尖叫，汇成一股汹涌的暖流，在乍暖还寒的冀城大地上肆意奔涌。

一直闹到日头偏西，社火队伍才渐渐散去。喧嚣了一天的街道重归宁静，只留下一地的鞭炮屑，像一条长长的红地毯铺在路面上。人们意犹未尽地往家走，嘴里还在念叨：哪家的高台最险，哪家的狮子耍得最活。

回到家中，热气腾腾的元宵已经端上桌。甜在嘴里，暖在心头。按老辈人的说法，这还不算完——正月十六还得“游百病”。要到田野里走一走，把身上的病灾都丢在野外，这一年才能健健康康。等到夜幕四合，明月东升，家家户户门前又会亮起红红的灯笼。那光虽然微弱，却连成一片，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坳里。老一辈人坐在自家门口，眯着眼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队伍，嘴里念叨着：“变了，都变了。”可眼里头，却是亮晶晶的。

是啊，是变了。从一家一户的包产到户，到一村一庄的自发组织，再到一乡一年的轮流进城，最后成了全县的大汇演——这几十年的光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变的，是阵势越来越大，是人越来越多；没变的，是那锣鼓敲下去时，心里头那股子热乎劲儿。

闹社火，闹的是一个“春”字，闹的是一份心气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代代甘谷人，正是用这种最喧闹、最热烈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闹出了声响，闹出了色彩，也闹出了对来年最朴素的期盼。从土里刨食的年月，到分田到户的光景，再到今天的热闹红火——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地过着，社火就这么一年一年地闹着。渭河的水流走了多少代人的光阴，可每到正月里，那锣鼓一响，人心就还是热的。

这，就是甘谷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