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看两不厌

□牛 勃

让人无法相信的是，生在甘谷，长在甘谷，和大像山遥遥相望了几十年，门当户对了几十年，甚至，由于工作的关系，一年总有那么十几次登临大像山，穿越洞窟，穿越时空的隧道进入大像山的腹部，但只要一提起大像山，不论何时，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环境如何，都会有一种热恋时听到恋人名字的感觉。这是否该算一种情结不说，有一点早已成为真实的存在，这就是大像山已经融入我的血液和骨髓 ，成为我生命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沉重在我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心头。

真正理解李白的“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用佛家的话说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是顿悟了。而这顿悟的直接导引就是大像山。我是永远不会有李白笔下那洒脱飘逸的韵致了，但李白对敬亭山那种深深的依恋却是有的，那就是对于大像山的“相看两不厌”。

我的家位于和大像山隔河相望的新兴镇七甲村，几乎在大像山的正对面。渭河横穿而过，那种澎湃的、细涓的生命的啸叫或者呢喃，都不会阻隔我对大像山的依恋，不是“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而是盈盈一水间，依恋说不完。

有个成语，一个写实的成语叫开门见山，对我来说，这是极恰切不过的，只是这山却是惟一的、特指的，她，就在大像山。就在写这句时，我作难了，他、她、它，到底应该用哪一个？用这个“它”，让大像山少了灵动的生命的意义，显然不行；用这个“他”，体现了大像山的雄伟壮观，却怎么也无法表现出那种固有的纤巧和妩媚；用这个“她”，表现大像山的柔美和秀隽是够了，却怎么也无法表现她那种拔地而起，凌空欲飞的浩然之气。这就是大像山，仅一个称代就让人如此劳神费心，生命的意义和内涵仅此就足见丰富之一斑。

童年、少年就是在和大像山的相对，或者说依偎在大像山怀抱里度过的。而我，实在是一个没本事的人，除了上大学在外几年，几十年来，便一直是家乡稳固的定居者。这种欲飞不能，欲走不成的现实，愈益增添了我对大像山的依恋，可谓失之于东隅，收之于桑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县文联办公室设在县文化宫大楼最高层六楼，开始一年，现在的县工商银行住宅楼还没有立起来。从案头抬起疲倦的大脑，随便一眼瞥过去，映入眼帘，撞入眼帘，当仁不让直入眼帘的都是大像山，都是那命运中注定将和我生命发生重大关系的名山。就这一瞥一望之间，先前的疲倦困顿倏忽而去，这时的大像山，绝对是我的力量之源。后来，工商银行住宅楼矗起来了，不大不小，不高不低却是完完全全隔断了我和大像山的直接对视，就像情人间突然冒出了一个巫婆，对我来说，那种残酷和残忍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我决定离开文联这个闲云野鹤般的仙境单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或者说离开文化宫大楼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这座屏障的存在。我无法正视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能够选择的只有走人。因为，我实在无法面对这种隔绝和阻断的伤感。

任凭城市的楼群像野草一样繁密，我知道，就我的能力和尴尬的经济状况，实在无法在城市里拥有一块立锥之地，至于所谓的“蜗窝”和“斗室”，更是谦虚得让人望而生畏，但对富贵生活的向往和羡慕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年单位里刘强同志乔迁新居，位置在县城南门附近，楼为南北向，东窗望去，来星塔与天比高；西窗望去，大像山神采入帘，便撰联，“安居仰大像，开卷对来星”，祝福和称羡之意十分明显。去年底染小恙在家，一建筑公司经理托人数次到家求为其楼盘写推介，来时还带了从风水运程方面推演的参考资料。我当时便想，为何没有大像山？当一座城市和一座山，当一座山和一座城市如此亲密地相依相偎，水乳交融的时候，忘却和漠视这座山的存在，真不知道是文化的弱视还是对于文化的卑视。这不是第一次，但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要认识一座山，就像认识一个人，绝不是几次登临和交谈就能熟悉的，特别是对大像山这么一座内涵丰富的名山来说，其倾心的感知和灵魂的感应绝对胜过一百次徒劳的登临。

大像山成就了一座城市，那是三言两语难说清楚的另外一个话题；大像山成就了我，尽管这“成就”需要打上引号。我走上创作道路，或者说战战兢兢拿起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涂鸦是从大像山开始的。我的第一首当众公开发表的诗作要算在鲁班殿“发表”的大像山题咏诗了，大多忘了，如今只记得开头两句：“极乐仙境大像山，花裹云缠镇南天。”蹊窍的是这事竟被堂叔牛郁文先生知道了，而且知道那只写了一个“牛”字的作者就是我，便和诗一首上门和我“切磋”我羞愧难当，我有什么资格和这样的大儒谈诗呀。这尴尬的“切磋”。影响了我的笔墨生涯。写到这儿，我深深地怀念起我英年早逝的堂叔了，他是一个奇才，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上大学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一气呵成了以甘谷八景为主的《甘谷畅想曲》，深得著名作家刘芳森先生赞赏。当时想将这篇文章寄给县文化局，却没有勇气，终于作罢。这一懦弱，就是我和尊敬的老师王金慎先生的相识足足推迟了五年，当时，先生正是县文化局局长。在拙文中，写“悬崖大像”时，我激情澎湃，浮想联翩，现在有时翻出来，当年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天真劲依然无掩无藏。喟叹之余，便觉着当年的锐气已被时光的砂轮打磨得差不多了。

除过几篇小说外，我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比较有块头的文章该算《大像山揽胜》了。1993年初，时任县政协主席的潘志强先生要我创作一篇有关大像山的小说，为大像山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点舆论，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李宏基先生给我批了二十天创作假，这是直至今日我惟一享受过的一次创作假，写成了提纲或内容提要似的《大像山传奇》，尽管各方面反映不一，但作为对大像山的倾心之作，我是无憾的。我选取了鲁班殿修建始末这样一个全新视角，将大像山在唐时的大规模修建作为一个背景，写了真善美，写了假丑恶，文不逮意，粗糙是明显的。在我的心中，我只将此作为一次尽心的练笔。十年后，我对该书的故事情节都有点淡忘了，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从几个小朋友口中突然听到陈一斧、轩云方丈这些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时，我真有点惊讶。一问，原来是他们老师在课堂上给他们当故事讲的。这次极偶然的旁听，使我陷入了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沉思，什么是大像山？大像山倒底是什么？是什么力量千百年来让人们对大像山热情不减，崇敬不减？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一个结，我知道，不解开这个结，我一生都不得安宁。我想去这样作，另一个声音马上质问我，你行吗？甚至连我都怀疑，我行吗？

这不是一个坐在屋里说的话题，而是一个必须走在路上谈的话题。

1996年盛夏，调入县志办公室后，有机会接触一些方志资料。工作环境和多年的相厮相守使我目光的关注点一再聚焦到大像山身上，沿着古人对大像山的咏赞，沿着大像山探索者那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趟过感性的潮水，在理性的天空下我进行着一次次冷峻而孤独的思索。透过漶漫的历史，荡去叠加的云烟和积尘，从审视的角度再去打量大像山时，我突然了解了许多，知道了许多，明白了许多。我写《沧桑的记忆》、《大像山是什么》，包括获奖的《大像山诗情》，应邀为李亚太先生的《大像山志》作责任编辑，帮助纂改整理都是想从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打一个孔，钻一个洞，希望另一种收获。我在努力着、企盼着、希望着，尽管失望像梦魇一样缠绕不去，但希望一直顽强地抗争着。这似乎是愚蠢的，我，仿佛就是那个手执长矛和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但我无可选择，就像《迟到》那首歌里面唱的，“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噢，她比你先到。”大像山不仅先到，而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相依和厮守，这种相依和厮守，使我毫不惋惜地抛开一切威逼利诱，就像一个私奔的古代女子，走一步算一步，既不会顾及眼前，更不会顾及身后。

相看两不厌，惟有大像山。大像山是什么，对我来说大像山意味着什么？幸福抑或痛苦？成功抑或失败？喧嚣抑或孤寂？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就在幸福和痛苦，成功和失败，喧嚣和孤寂的石磨里，我像青豆般经受创磨碾压，最后身化齑粉，随尘而散。一个物质乞丐的惟一选择，只能是这种精神的殉道。作家高建群有一本书叫《最后一个匈奴》，我想我永远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不管是我前面还是身后，总是有那么执着的攀登者和守望着，他们都在用各自不同的情节演绎着同一个故事的结尾——对大像山最深情的礼赞。

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地加入这支队伍，除了笔，除了纸，就剩一个喜欢思考的大脑。不管这思考是有益的，还是徒劳的，我都会沿着上苍赐予我的生活轨迹走下去。

大像山给了我什么，除了思考还是思考。那是一种禅意吗？不论是否，我都会参下去，悟下去。

相看两不厌，惟有大像山。